由张林枝编剧、黄定山导演、王丽达和王传亮主演、湖南省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创作演出的民族歌剧《英·雄》，2017年从百余部参与“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的作品中脱颕而出，成为遴选出的九部佳作之一，先后在湖南、北京公演四十余场，场场爆满，反响强烈。我有幸先睹为快，受益良多，信笔记来，感慨有三——

　　一是该剧创作在题材资源发掘、配置上所具有的可贵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创作民族歌剧，首先碰到的是题材选择即写什么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历史上，英才荟萃，惟楚为甚。湖南涌现出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一批杰出英才引领革命潮流。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中，确还有第一位女性党员缪伯英虽巾帼英气、精神超群，但由于牺牲过早，宣传不够，竟连同他的丈夫亦为革命英烈的何孟雄一起，如今已鲜为人知。这一“英”一“雄”，“英·雄”夫妻，名垂青史，万世留芳，既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红色精神资源，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珍贵的题材资源。文艺工作者为他们树碑立传，传神写貌，塑造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艺术形象代代相传、深入民心、弘扬光大，是神圣的天职。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肖鸿斌主任在率队深入生活、重温红色文化中，深为“英·雄”夫妻的革命生涯和精神人格所震撼，于是以对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的高度自觉和对红色文化生命力的强烈自信，产生了把缪、何“英·雄”夫妻要搬上民族歌剧舞台的夜不能寐的创作冲动。如今，这创作冲动已化为精耕细作，并结出了硕果。这种高扬地方文化优势、尤其是地方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优势，发掘配置独特题材资源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极为可贵，值得推广。因为果如是，各地文艺创作自然会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便指日可待，同质化、雷同化的创作便烟消云散。

　　二是该剧创作所趟出的一条继承、发展了中国民族歌剧优秀历史传统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族歌剧发展道路。于歌剧艺术，我是外行。但在我的中国民族歌剧鉴赏经验里，从《白毛女》到《小二黑结婚》，到《洪湖赤卫队》，再到《江姐》，一以贯之的浓郁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令我终生难忘。如今，观赏《英·雄》，我强烈地感受到渗透到我精神血脉中的当年的从《白毛女》到《江姐》的中国民族歌剧的文化基因和美学风范。讲的是中国革命故事，唱的是中国音韵旋律，传的是红色文化基因，彰显的是中华美学风范。剧中的《初恋·俚歌》，吟颂的是缪与何这对热血青年男女相识于五四新文化策源地的北京大学，在先后加入由李大钊组织领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后共同的理想信仰孕育了真挚的爱情；《热恋·酒歌》唱响的是缪与何共同为理想信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奔放豪迈之歌；《苦恋·离歌》抒发的是缪与何身处两地各自肩负重任不怕牺牲的离别思念以苦为乐的报国情怀；而《生死恋·长歌》则是缪与何生死与共长留天地的永恒赞歌。塑造人物靠托物咏志，寓理于情；场场戏都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整部剧力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做到知、情、意、行的统一。诚如导演黄定山所述，他在“新婚”“二七大罢工”“五卅声援大游行”“回故乡”等重点段落中，既在纵向上注重继承创新中国民族歌剧的优秀历史传统，“各美其美”，并以此为本；又在横向上注意“美人之美”，学习借鉴外国歌剧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功经验和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还努力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向中华戏曲(如花鼓戏)、湘东民歌以及唢呐、大筒等民族乐器收取营养。惟其如此，《英·雄》既有浓郁的民族性，又有鲜明的时代感；既是湖南的，更是中国的。《英·雄》昭示出当今中国民族歌剧创作的一条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三是观罢全剧，听完三十几个唱段，激动之余，沉思良久，似总还有某种不满足感。其一，就舞台美术而言，布景有点过实过满，空灵不足，营造意境尚有改进升腾的审美空间。其二，就音乐唱腔而言，作曲家杜鸣匠心独运，民族歌剧味甚浓，三十几个唱段普遍水准较佳，但缪、何这两位主要英雄人物应独具的音乐形象还不够鲜明突出，尤其是全剧还缺少一、二段像《白毛女》中的“北风吹”、《小二黑结婚》中的“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江姐》中的“红梅赞”那样的确能广泛传唱、深入民心的经典唱段。而一部民族歌剧能否经过人民和历史的检验真正成为经典，有没有产生这样的核心经典唱段，乃是一个重要标志。因此，精益求精地锻造核心经典唱段，是摆在民族歌剧《英·雄》进一步攀登高峰征程上必须攻克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