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釉下彩，陶瓷就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产品了，它成了一种陶瓷艺术的传承载体。站在千年遗址的长沙铜官窑上，回味中发现，铜官窑竟把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精髓熔于炉中，烧出批量的、极具象征意义的产品。铜官窑出品的物件，以参与生活的简洁方式，渗透进湖湘文化中，渗透进湘人的思想中。

　　浴火而生的釉下彩瓷

　　铜官制陶文化萌芽于东汉、三国时期；盛于中唐；到五代，趋向衰落；明、清、民国时期是铜官陶瓷生产延续、传承、发展最为成熟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陶瓷业生机焕发，后又悄然没落。这使铜官古镇及制陶文化的兴衰成为一部独特的、以陶瓷为主要载体的“中国史”。

　　釉下彩瓷的出现，应追溯到汉末三国时期，不过当时只是以赫色颜料简单地点彩来装饰瓷器，还没有刻意地绘制纹饰。真正的釉下彩绘瓷，应出现在唐代。当时湖南长沙窑的工匠们以氧化铁、氧化铜为彩料，在素坯上绘出不同的图案，或写上文字、诗句，然后施青釉经1220℃-1270℃高温烧制。其后，陕西黄堡耀州窑，浙江慈溪越窑等瓷窑亦纷纷效仿，从此釉下彩广泛流行，屡屡创出惊世之作，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被世人称为“国瓷”的青花瓷了。

　　铜官是陶瓷釉下多彩发源地，这里千年窑火未绝，陶瓷艺术被传承至今。唐代时期，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北方以生产白瓷为主，色彩比较单一。长沙铜官窑创造性地将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把铁铜等呈色剂掺入颜料，用笔粘上颜料直接在未烧制的瓷胎上绘饰图案，然后再盖上一层釉入窑烧制。通过熟练掌握窑温，使瓷器呈现褐、绿、酱、铜红等一种或多种色彩，这就是釉下彩技术，专家们称其为“陶瓷史上的里程碑。”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铜官的先人们就创造性地将工艺和环保二者兼容，不能不说是历史奇迹。同时，铜官陶瓷的制作，从泥土到器物，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变化，通过火的作用，产生化学变化，利用自然界的物质特性，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传统技术，不能不说是一种征服自然的科学创新和壮举。

　　铜官制陶的工艺，主要是成型“三绝”，即通过拉坯、捏坯、印坯三个环节，使产品成型。拉坯是在一个旋转的转盘中心，放上柔软可塑的泥，陶工用双手操作向上挪动，按照意志拉扯出各种圆形的产品；捏坯是用于缸类产品成型的一种技法，先按缸类规格做好缸地，待一定程度后，再用一根泥条挽在右手臂上，两手合压，右手捏泥条在内侧，左手掌压泥条在外侧，将压扁的泥条均匀堆接，直至缸体成型；印坯是在一个具有吸水效果的陶质印模内，印出各种花纹图案的泥坯，然后粘合成一个器皿。此外，陶瓷的烧成是非常关键的，俗话说：“炉中取宝。”温度的掌握是一门学问，过去，陶工们没有设备，看火全凭经验，当窑内温度达到一定火候时则停止投柴，看窑膛内产品的亮度和色度。如果发亮则釉面熔解附在了产品上，色泽泛白，温度到位，关闭本窑眼，打开上窑眼，火位上移，依次进行，直至整条龙窑烧成落火。出窑后，一件彩陶就诞生了。

　　名扬天下的铜官窑

　　“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早泊云物晦，逆行波浪悭。飞来双白鹤，过去杳难攀。”

　　这首《铜官渚守风》是杜甫老夫子在唐大历四年二月离岳阳乘舟赴潭州，经乔口至铜官时遇大风受阻，只得停舟避风时所写下的。当时是早春二月，杜甫遥见铜官多处龙窑在烧窑时的熊熊火焰，误认为是春火烧山备耕，可见当时铜官窑火之兴旺。

　　铜官古镇位于长沙望城区的湘江东岸，早在1300多年前的隋末唐初，便出现了大型的窑场，有现在仍保存完整的“长沙铜官窑”。这里是世界陶瓷釉下多彩发源地，被誉为陶瓷史上的里程碑，其产品在当时畅销29个国家和地区。

　　从铜官的誓港街至石渚湖畔，沿湘江东岸十里河滨，有唐代古窑遗址几十处，现保存完好或留有遗址的古窑主要有长沙铜官窑(1961年7月划入书堂乡，今属丁字镇)、范家窑、窑头冲窑、花果窑、外兴窑、贡兴窑、义兴窑、仁兴窑，它们都有几百年到一千多年的历史。

　　铜官何以称之为铜官?清同治《长沙县志》载：“三国时，孙、刘拒曹，程普与关羽谋，共铸铜棺以为誓。”相传三国时，曹操统领80万大军挥师南下，吴大将程普和蜀大将关羽在湘江东岸石渚湖畔会师，共拒强敌。为表决心，商定共铸铜棺一口，立誓与曹军决一死战。后“铜棺”演变成地名，为图吉利，将“棺”改“官”，以成“铜官”。

　　铜官除了窑之外，桥、街、寺、井也是这里的古迹，映射出古镇深厚的积淀与底蕴。铜官老街在唐代已基本形成，街上建筑多为砖木结构，街面铺麻石，有各种老字号商铺和手工作坊一百多家，现老街仍在，已换新装；誓港泗洲寺是世代陶工祭祀陶始祖舜帝的地方，每年六月初六，各窑代表齐来祭拜，并游行、唱戏，热闹非常。

　　陶文化的积淀

　　铜官窑瓷器极富创造性，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造型别致美观，式样新颖多变，其种类有70余种，有壶、瓶、杯、盘、碗、碟、砚、盂、薰炉、脉枕等，还有许多人物、动物、鱼类等造型玩具，表情丰富，栩栩如生。在这些瓷器上，还创造性地把诗歌、谚语、格言等盛唐文学和书法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开创了陶瓷器物装饰文化等先河。

　　至今，古镇铜官能够找到方位和遗址的古窑址数十座，已定位为“长沙铜官窑”的古窑址位于铜官南端的石渚湖畔谭家坡，是唐代制陶民窑遗址，距今1600余年。由于在窑址附近挖掘出土的陶器产品和碎片数量巨大、器型多样、装饰精美，体现了唐代制瓷手工拉坯技术的成熟，再加之釉下多彩的发明和绘画、书法、诗词装饰的运用等特征，使其成为“长沙铜官窑”遗址群中出类拔萃的代表。在谭家坡窑址周围，还有枫树嘴、灵官嘴、蓝岸嘴、灰坪、挖泥洞、陈家坪、廖家坝、余家山、文家山、尖子山、王田坪等40余座窑址遗存。

　　在铜官一些古窑的名字里，同样可以看到人们对未来的期盼与梦想。以民国时期72座古龙窑的名字为例，大多以“兴旺发达”一词中的“兴”字与吉祥褒义的字眼组成窑名，分别有国兴、志兴、兆兴、友兴、保兴、内兴等，还有太平窑、长春窑等，无不体现出人们的梦想与追求。

　　开元、天宝年间，北方唐三彩在长安、洛阳等地兴起，逐渐对南方的陶瓷工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长沙铜官窑产品的题诗中“洛阳来路远，凡用几黄金”的诗句就是最好的说明。安史之乱后，由于当时北方战乱频繁，而南方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故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南迁，其中包括许多工匠艺人，北方的唐三彩工艺技术也被带到了长沙窑区，与铜官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结合之后，创新发展出高温釉下多彩。在长沙铜官窑出土的许多瓷器上，都留下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脉络。例如具有希腊特色的棕叶式莲花、绿思特莲花图案，还有胡人牵骆驼、操鹰等纹饰，这些都具有典型的西域文化特点。

　　宋元至明清，中国的陶瓷业迅猛发展，铜官陶瓷生产扬长避短，扩大胎质粗狂、不易变形的大件陶器产品生产，依仗铜官良好的水陆交通条件，使铜官陶瓷得以复兴和发展。

　　民国时期，铜官陶瓷生产一度萧条。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恢复、改造、发展，铜官陶瓷生产规模和制造技术都有了快速发展，产品由粗陶到细陶，由内销到出口，实现了新的飞跃。后经企业改制，引入民营机制，铜官陶瓷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88年，长沙铜官窑被公布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清代义兴窑被确定为长沙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长沙窑铜官陶瓷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铜官镇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特别是在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曾经“孔雀东南飞”的铜官本土陶艺人才逐步回归，集生产、销售、开发、展示、体验、传承于一体的铜官陶艺老街焕发出勃勃生机，千年陶都跨进了追梦的新时代。